假设有一天,加拿大真的实行基本收入。
不管你这个月有没有工作,账户里都会有一笔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的钱。它也许不足以让你买大房子、开豪车,但至少可以支付一部分房租、食品和基本生活开支。
那么问题来了:
明天早上闹钟响了,你还会不会爬起来去上班?
这可能是S-206基本收入讨论里最容易吵起来的问题。支持者认为,人不是因为害怕饿死才会工作,有了最低收入保障以后,反而可以离开烂工作、学习技能、寻找更好的工作;反对者则认为,道理不用讲那么复杂,如果一个人在家什么都不做也有钱拿,总会有人觉得“少干一点甚至不干也行”。
两边其实都说中了问题的一部分。
先看加拿大自己已经做过的实验。2017年安省启动Basic Income Pilot,低收入单身人士最多可以获得每年16,989加元,夫妻最多24,027加元。这个项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:参加者不是找到工作以后就失去基本收入,而是每赚1加元工作收入,基本收入减少0.50加元。
这意味着工作仍然有经济意义。
一个人多赚1000加元工资,不会因此少1000加元基本收入,而是减少500加元,最终家庭总收入仍然增加500加元。政府当时就是希望避免一种很麻烦的现象:一个低收入者好不容易找到工作,结果政府补助突然全部取消,最后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以后,实际多留下的钱并没有多少。
这种现象经常被称为“福利悬崖”。
如果一个人不上班能拿2000,找到工作以后马上一分钱都没有,那么确实可能有人认真计算一下,然后决定还是别去了。
但如果基本收入随着工资逐步减少,情况就不同了。工作的目的从“否则没有饭吃”,变成“工作以后可以明显改善自己的生活”。
安省试点后来因为政府换届被提前叫停,没有完成原计划的三年研究,所以不能拿它来宣布“基本收入已经科学证明成功”。不过McMaster University研究人员后来调查了Hamilton和Brantford地区217名原参与者,还是留下了一些很值得看的结果。
这些参与者中,就业人数确实出现了一定下降。
但往下看原因就很有意思。
研究记录中,有32名原来工作的人在试点期间转为没有工作,其中13人,也就是约四成,进入了全日制教育,希望获得更好的职业资格后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。还有一些人因为健康问题减少或者停止工作。
这和“拿到钱以后天天躺在沙发上”显然不是同一件事。
研究还发现,在试点前后都持续工作的人中,超过三分之一找到了工资更高的工作;不少参与者表示,有了基本收入以后,寻找更好工作的动力反而增加。
原因其实不难理解。
一个人每天依靠两三份零工勉强支付房租,他也许明明知道应该去考证、学习或者寻找更好的岗位,却不敢停下任何一份工作,因为一停下来,下个月房租就出了问题。
如果突然有一条最低收入安全线,他可能少做一份低薪兼职,用这些时间读书、考证或者找正式工作。
从统计上看,他的“工作时间下降了”。
但从职业发展看,这未必是一件坏事。
这也是为什么讨论基本收入对工作的影响,只问一句“工时有没有下降”,很容易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。
加拿大国会预算官PBO在2025年重新模拟全国Guaranteed Basic Income时,也专门计算了劳动行为变化。结果并不是“加拿大人集体不干了”。
按照不同家庭定义,PBO估算全国总工作时间可能下降大约 1.1%至1.4%。
下降是真的。
但它和“基本收入会导致大量加拿大人退出劳动力市场”显然不是一个量级。
而且PBO发现,劳动行为变化在低工资劳动者中更加明显。这其实很符合经济逻辑:如果一个人年薪10万加元,政府给他的最低生活保障很难让他突然决定辞职,因为放弃工作的收入损失太大;真正更可能重新计算“这份工作值不值得继续干”的,是那些工资本来就很低的人。
于是基本收入会产生一个对雇主很有意思、对低薪行业可能很头疼的变化:
员工说“不”的能力可能变强。
今天一个人为什么愿意凌晨4点起床、坐一个半小时公交,去做一份工资接近最低工资、没有福利、排班又不稳定的工作?
答案未必是他特别热爱这份事业。
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没有其他收入。
如果基本生活不会因为拒绝这一份工作马上陷入危机,雇主可能就需要提高工资、改善排班或者增加福利,才能把人招来。
这也是为什么基本收入的争论并不只是“人会不会变懒”。
它还涉及另一个问题:
有些工作如果没有“你不干就没饭吃”这个压力,还能不能按照现在的工资招到人?
反对者对此恰恰非常担心。
加拿大参议院讨论S-206时,反对基本收入的参议员就提出,如果一些人减少工作时间,整个经济的劳动供给会下降,政府收到的工资税减少,而基本收入本身又需要大量公共资金。加拿大本来已经面临生产率、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问题,如果再通过公共政策降低工作的吸引力,长期成本不能只看个人生活是否轻松。
这个担忧不能简单用“资本家怕工人有选择”打发掉。
加拿大经济确实需要人工作。护士、建筑工人、司机、技工、教师、餐厅员工不会因为基本收入出现以后,就突然不需要了。如果全国总工时下降,即使只有百分之一左右,放到数千万劳动者身上依然是一笔真实的经济变化。
但另一方面,人为什么工作,也从来不只是为了避免饿死。
一份正常工资通常远高于基本收入。人们还希望买房、旅行、养孩子、退休储蓄、改善生活,也希望获得职业身份、社交关系和成就感。一笔只够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,很难替代这些东西。
所以基本收入真正可能改变的,未必是“工作还是不工作”。
更可能是:
我愿意做什么工作。
一个人可能减少第二份兼职。
一个家长可能暂时少工作一些时间照顾孩子。
有人可能回学校读书。
有人可能离开一份长期忍受的低薪工作,花几个月寻找更合适的岗位。
也一定会有人认为目前收入已经够用,选择减少工作时间。
这些行为放在统计表里,都可能表现为“劳动供给下降”,但背后的原因完全不同。
这也是S-206为什么故意提出,未来基本收入框架不能把“必须参加劳动力市场、读书或者培训”作为领取资格。
它挑战的是传统社会救助里面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逻辑:
政府给一个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钱,是不是必须先证明他已经尽最大努力找工作?
基本收入支持者认为,不应该。
反对者则认为,如果完全取消这种要求,制度就会不可避免地奖励一部分不愿工作的人。
这场争论恐怕不可能靠一句“人性到底勤劳还是懒惰”解决。
真正决定结果的,是制度最后怎么设计。
基本收入定得太高,工作与不工作的收入差距太小,工作动力当然可能明显下降;基本收入太低,又起不到保证基本生活的作用。工资增加以后补助减少得太快,也可能让人觉得多工作不划算;减少得太慢,政府成本又会迅速增加。
所以真正困难的不是“发还是不发”。
而是找到那个数字和退坡速度,让一个人即使没有工作也不会立即陷入贫困,同时又让工作始终能够明显改善生活。
这大概也是基本收入最有意思的地方。
它问的并不是:
如果政府给你钱,你还懒不懒?
它真正问的是:
如果你不用担心明天没饭吃,你还会不会做现在这份工作?
有人会继续。
有人会少做几个小时。
有人会去读书。
有人会换工作。
也一定有人真的决定暂时不工作。
而如果有一天加拿大真的实行基本收入,最值得观察的恐怕不是“到底有多少人辞职”。
而是另一件更深的变化:
当“活下去”不再是接受一份工作的唯一理由以后,加拿大那些低薪、辛苦、没人愿意做的工作,到底还值多少钱?
这里是 Why Canada|为什么加拿大。
每一个加拿大为什么,都有答案。
资料来源
Office of the Parliamentary Budget Officer:《A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of a National Guaranteed Basic Income — Update》
Ontario:《Ontario Basic Income Pilot》
McMaster University:《Southern Ontario’s Basic Income Experience》
Senate of Canada:《National Framework for a Guaranteed Livable Basic Income Bill — Second Reading》
Parliament of Canada:《Bill S-206 — National Framework for a Guaranteed Livable Basic Income Act》
Senator Kim Pate:《Why a Guaranteed Livable Basic Income?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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